李宗刚、田仁云 || 文学的传播与经典的诞生——传播学视野中的《班主任》

（刘心武)

文学的传播与经典的诞生

——传播学视野中的《班主任》

李宗刚 田仁云

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奠基之作，这不仅与小说的思想深刻有着关联，而且还与小说发表后的传播有着很大的关联。从传播的角度解读《班主任》，有些论文也偶有涉猎，如《伤痕——反思文学与当代历史书写》[1]、《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探究》[2]、《从新闻学的视角探寻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3]等。但是，这些论文并未从传播学的视点对其进行细致分析。正是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传播学的视点，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等方面，探讨《班主任》在传播过程中是如何被读者接受的，它又是怎样区别于一般文学作品获得特别凸显的。

一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既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的过程。离开了文化的传播过程，人类也就无法能够有序地创造出新的文化。文化传播是如此，文学传播亦然。作为作家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的文学作品，只有在传播的过程中，才会进入到文学传承和文学创新的链条中，才能实现文学的社会价值。在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传播效果等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此，芝加哥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威普尔士提出了传播研究路径：“谁传播？传播什么？通过什么媒介？向谁传播？在什么条件下传播？产生什么效果？”[4]我们以此来观照刘心武的《班主任》，就会发现，《班主任》被社会接纳和认同的过程，恰恰就是一个文学传播得以顺利实现的过程。

      传播者，即信源，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其他的个人、组织或群体。[5]显然，作为传播主体的刘心武是《班主任》的传播者。那么，刘心武作为“信源”，是在什么情况下创造出这样的文本，进而又以此为讯息，“主动作用”于他人的呢？对此，刘心武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说过：“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经过半年多的思考、酝酿，我决心从原有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一抒内心真实的忧患与诉求，遂在1977年夏天写出了短篇小说《班主任》。”[6]至于诞生《班主任》“产房”的具体情形，则如刘心武所回忆的那样：“1977年夏天我开始在家里那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偷偷铺开稿纸写《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夜深人静时自己一读，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我终于鼓起勇气，有一天下了班，我到离编辑部最近的东单邮电局去投寄它，要把它投给《人民文学》杂志……从东单邮局我骑车到了中山公园，在比较僻静的水榭，我坐在一角，想作出最后决定：这稿子还要不要投出去？还是干脆拉倒？后来我取出《班主任》的稿子，细读，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过了若干天，我到另一家邮电所寄出了它。”[7]这说明，作为传播者的刘心武，能够创作出短篇小说《班主任》，固然是其多年来文学写作实践不断积累的结果。但是，创作出的文学作品，如果离开了传播，仅仅满足于自得自乐，或者仅仅为了自己而进行写作，而没有“以发出讯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则这样的文学作品也就不会进入传播的过程中，自然也就难以说得上产生什么“作用于他人”的效能。在此，我们须知，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特殊岁月里，因为创作而招来受批之苦、坐牢之灾乃至杀身之祸的，并不在少数。因此，这里的关键不但在于刘心武能够创作出短篇小说《班主任》，而且更在于刘心武是否有足够的勇气和胆略，把创作出来的《班主任》投入到传播的过程中。应该说，刘心武是一个站在地狱门口，具有献身精神的文学信徒。他以“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呢”作为自我鞭策和鼓励的动力源泉，终于向着变幻莫测的时代之海，缓缓地放下了他所精心打造的那艘小舟：承载着刘心武的情感的热度和思想的深度的文字，驶入了时代的洪流中，进而开始了其传播的过程。当然，历史的结果是春天来到了，最早盛开的迎春花，幸运地获得了盛开的空间——因为，在春天没有到来之际，很多人不是没有栽下希望的花儿，但是，严冬却没有为花儿们提供可以盛开的空间。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刘心武当时没有把它寄出去，没有通过传播媒介进入到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而是在时过境迁之后，再拿出来发表，肯定是无法进入文学发展的链条中，进而为文学史所记忆。从这样的意义上说，文学作品离开了传播，便离开了经典化和历史化的过程，自然也就无法获得其应有的文学史价值。

      既然是传播，自然涉及传播什么的问题，那么，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传播的是什么？其所传播的内容又怎样切合了时代的要求？对于刘心武的《班主任》，我们显然可以看作是一篇关于教育题材的小说。由于前人已经对此分析得比较多了，我们在此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我们着重谈谈其所传播的内容是怎样切合时代的需要的？《班主任》能够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巨大的效能，与当时的教育问题在中央得到了凸显有着一定的关联。涂光群对此小说产生的历史背景这样说过：“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主动抓科学、教育工作。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等等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观点。这对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包括恢复文学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处在‘潮头’刊物位置的《人民文学》编辑，我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我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以便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8]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召唤下，《班主任》踏着适逢其时的节拍，翩然而至，由此而引起时代的强烈共鸣和轰动，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传播，如果离开了传播的媒介，就无法谈得上传播；传播需要媒介，媒介则又是通过掌控着媒介传播权力的人来发挥作用的。显然，刘心武的《班主任》得以传播的媒介是杂志的编辑和负责人。对此，施拉姆等人曾说：“在信息网络中到处都设有把关人，其中包括记者，他们确定一场法庭审判、一次事故或者一次政治示威中究竟哪些事实应该加以报道；包括编辑，他们确定通讯社发布的新闻中有哪些应该刊登，哪些应该抛弃；包括作家，他们确定有哪些类型的人物和事件值得书写，什么样的人生观值得反映；包括出版公司编辑，他们确定哪些作家的作品应该出版，他们的原稿中有哪些部分应该删除。”[9]基于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说，刘心武的《班主任》的成功传播，还应得力于传播媒介《人民文学》杂志的责任编辑崔道怡和主编张光年。正是他们的慧眼，使得《班主任》得以借助《人民文学》这一传播媒介传播开来。

      文学编辑在作品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班主任》的诞生离不开《人民文学》的编辑这一“外力”的作用。《人民文学》的编辑，根据自己敏锐的洞察力，开始意识到教育作为深受‘四人帮’荼毒的“重灾区”。但是，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作家在题材的选择上，基本上还是没有能够突破既有题材的限制，大都是工人、农民的题材，而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早就被边缘化了。随着党中央狠抓教育，《人民文学》的编辑，开始有意识地培育和组织这一类题材上的稿件。为此，编辑部崔道怡还向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刘心武约稿，期望他能够写一篇反映教育题材方面的小说[10]。尽管我们不能由此说，正是编辑的约稿促成刘心武最终提笔写成了《班主任》，但是，作为历史合力的共同作用的结果，也许这也是诸多合力中的一支力量。但令人深感疑惑的是，刘心武既然受约写稿，为什么没有选择直接送达约稿编辑，而是彷徨再三后选择了通过邮局这种相对“客观”的渠道寄达《人民文学》编辑部。我们认为，这恐怕缘于刘心武对《人民文学》是否敢于刊发《班主任》心存疑虑，而这种“客观”的渠道，则为编辑，也为自己留有了更大的回旋空间。况且，刘心武在此之前，还在《人民文学》遭遇了退稿之囧呢？

      当然，对于刘心武《班主任》的孕育过程，也有不同的说法。如《人民文学》当时的小说组组长涂光群曾经写道：“我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以便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要写这样的题材、主题，第一得物色合适的作者，第二得物色合适的采写对象(如果是写报告文学)。我们想到了一位投稿者刘心武。心武那年30刚出头，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教书，给编辑部有一两次投稿，虽说稿件未能用上，编辑已对他的写作潜能留下印象。假如他写熟悉的教育战线的生活，说不定是一把好手呢！一位编辑遂将编辑部近期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大约过了些日子，心武拿来一篇小说新作。这篇题名《班主任》的作品，立即在编辑部范围内引起了震动。”[11]显然，涂光群在此的叙述和责任编辑崔道怡、刘心武等人的叙述存在着一定的缝隙：其一，此时的刘心武，已经不在中学教书了；其二，刘心武不是“拿来一篇小说新作”，而是寄来了一篇小说新作。这里的差异尽管不是带有根本性的“细枝末节”，但是，如果“细节”失真，我们就绝难真正地回到历史现场，进而洞察出在“细节”背后所隐含的复杂心理的发展变化轨迹，并由此体味到在“细节”背后，作者和编辑的灵魂那种“困兽犹斗”的真实情景。如涂光群说“心武拿来一篇小说新作”，这就和刘心武在邮局前犹豫彷徨的复杂心理活动，以及这种复杂心理活动所隐含的丰富意识形态的内容有缝隙，未能显示出在“春暖乍寒”的时期，一篇创造新时期文学历史的短篇小说，其“生产”的阵痛。但不管怎样，涂光群的陈述，还是把《班主任》进入传播过程的一些背景，作了立体的说明，这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文学生产和传播历史的另一种“说法”。

      《班主任》作为众多自然来稿之一，能够被责任编辑慧眼识中，恐怕在必然中还确实蕴含着某些偶然性的机缘。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肯定收到了雪花般的稿件，责任编辑能在众多的稿件中慧眼看中刘心武的自然来稿，并敢于纳入编辑程序，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举措。毕竟，在那个春暖乍寒的时代，作为普通人的编辑，自然难以窥探清楚政治的风向，为此很多编辑只能跟风，走安全路线，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自我的审美标准进行选编。所以，作为责任编辑的崔道怡还是值得肯定的。如果没有他那犀利的眼光和独特的审美情趣，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也许就无缘面世。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班主任》的传播过程中，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班主任》的历史命运也许就会改写，自然，历史的面貌也就会改写。

      不过，在有关《班主任》是怎样面世的叙述者那里，对其叙述也是有缝隙的。如作为责任编辑的崔道怡在其回忆性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粗略翻阅了一遍自然来稿，发现有刘心武的来稿，便抽出来细看，稿件里还附有一封信。看完《班主任》，崔道怡当即被感动了，未经过复审就回信表达了对刘心武作品的肯定。《班主任》通过了小说组组长涂光群的“复审”，但在终审环节上，副主编刘剑南犯了难，难以决定是否将其发表。他把小说交给一些编辑传阅，编辑部引发了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小说所写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恐怕不易发表。另一种则认为，作品主要塑造了张老师的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12]而在小说组组长涂光群的历史叙述中，则是如此陈述的：“在三级（责任编辑、小说散文组负责人、编辑部负责人）审稿过程中，编辑部内部可以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觉得小说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符合真实的），而且是新颖、深刻、尖锐的（‘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造就了愚昧的‘小流氓’宋宝琦这样的畸形儿，还有像团支部书记谢惠敏本质不坏的孩子心灵上也深深受了他们愚昧的毒害，这更是令人痛心、发人深思的）；但是小说难以发表。正因为它暴露社会真实问题、社会阴暗面（包括老工人在街头玩扑克等等）太尖锐，恐怕属于暴露文学，因此估计不大好发表（责任编辑的意见）。一种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及时、新鲜、深刻，很合时宜，应该发表，无须做大的修改。”[13]其实，从事理上来看，如果责任编辑不同意刊发《班主任》，“估计不大好发表”的话，那就自然无需提交到小说组组长那里了，也就更谈不上提交到主编张光年那里进行所谓的“终裁”了。

      当然，我们应该肯定《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在思想解放中敢于冲破禁区的勇气。对此，张光年曾经这样说过：“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进程中，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文学；是奉党和人民之命，积极地投身思想解放运动，实现拨乱反正的时代人物的文学。”[14]也许，当历史呼唤着巨人和产生巨人的时候，那些书写历史新纪元的人，开始拿起了他们手中的如椽巨笔，书写了新时期文学的浓重的一笔。[15]

二

      文本的传播过程,不是从作者到受众的直线延伸，其中要经过诸多传播中介，即“信息源和受众之间的信息中转站，社会主体与客体之间相连接的纽带和桥梁”[16]。那么，文学期刊便是文本得以传播的重要中介。《班主任》得以面世并传播开去，其传播中介是1977年11月份的《人民文学》。那么，《人民文学》期刊在《班主任》的传播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第一，《人民文学》的权威性使《班主任》的传播获得了受众的广泛而高度的关注。换言之，《班主任》正因为刊发在《人民文学》上，才使得其传播效能获得了极大地扩放，进而为最终成为文学史书写的对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民文学》杂志作为权威期刊，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在很多方面体现着国家意志的大型文学期刊，也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最高级别的文学刊物。因此，能够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文学作品，是很多作家梦寐以求的理想，也确实标志着作家的创作水平达到了“国家级别”。自然，“级别”如此之高的杂志，其所刊载的文本，在传播中就会特别引起受众的关注和推崇。因此，刘心武的《班主任》借助《人民文学》这一媒介传播开去，自然就具有了一般传播媒介所无法比拟的效能。

      与此相反，那些地方性的期刊，尽管在思想解放大潮开始萌动的时期，也刊发了一些文学作品，但毕竟是“刊轻言微”，未能在传播的过程中引起应有的社会效应。其实，当时其他的期刊报纸也或早或晚地发表了一些伤痕文学作品，但都没有产生刘心武《班主任》这样大的影响力。这一方面或许与作品本身的题材内容、涉及政治敏感点程度有关，也和其所发表的期刊报纸的权威、影响、发行量有着不容忽视的密切作用。《人民文学》发行量一直高居各种文学期刊之首，在读者中影响很大。作为享有盛誉的文学传播媒介，它拥有比省市文学期刊大得多的发行量和权威性，这无疑显著地扩大了刘心武《班主任》的传播面与知名度。

       第二，《人民文学》为了强化《班主任》的社会影响力，还专门推出了一系列的成功策划，这对促进《班主任》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此，有学者这样指出：“为了授予‘伤痕’、‘反思’小说合法地位并且扩大它的影响，1978年的《人民文学》还发表了关于‘伤痕’、‘反思’小说的‘创作谈’和‘读者来信’……从读者那里获得‘增势’之后，又在第9期同时发表了宋振庭和刘心武的‘创作谈’《关于写教育战线斗争题材的一封通信》和《根植在生活的沃土中》。”[17]然而，值得我们玩味的是，1978年第2期，《人民文学》编辑部在这组“读者来稿、来信选登”的策划中，还是显示出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其所设定的总标题为《欢迎〈班主任〉这样的好作品》，这便把编辑部对《班主任》的认同较好地外化了，并对这部短篇小说用读者来稿、读者来信的方式，传达出了来自编辑部的价值认同。至于编者的话，则是如此来表述的：“读者的来稿、来信，赞扬这篇作品写得好，提出并回答了社会上关心的问题，反映了当前教育战线抓纲治国的新思想、新面貌，塑造了人民教师张俊石的形象，把长期被‘四人帮’歪曲了的知识分子形象重新纠正了过来。”[18]显然，编者为了能够更好地强化《班主任》的合法性，还是极力地把《班主任》纳入并整合到“抓纲治国的新思想、新面貌”上。编者所突出的是“人民教师张俊石”形象的成功塑造，并把这种成功整合到了对“‘四人帮’歪曲了的知识分子形象重新纠正”这样的归结点上，而对于“谢惠敏”这样的形象，并没有特别地凸显出来。从编者发排文章次序来看，也特别凸显了“安徽合肥市邮政局投递员”李大猛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然后依次是“北京市一五五中学教师”周方的《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福建霞浦县从农公社洋沙溪大队知识青年”韦韬的《一篇别开生面的好作品》、“河北省馆陶县中学教师”于世训的《激励我们战斗、前进》和“上海市甘霖中学”夏志生的《张老师的勇气、决心、毅力和阶级爱憎值得学习》。在这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编者之所以突出了李大猛的文章，一方面与其剑指“四人帮”的导向有着直接的关联，另一方面，还与其“普普通通的邮政工人” [19]有着紧密的联系，还可以看作“工人”的政治符号依然领先于“教师”的政治符号。一旦“工人”发话了，那“真理性”便会获得某种天然的必然性。至于后面所刊发的教师系列文章，也大都突出了《班主任》的政治功能，呼吁“为着让抓纲治国的脚步声响彻所有教室、学校，响彻整个教育战线，我们每个教师、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应该焕发革命青春，要和时间赛跑，为祖国早出人材、多出人材贡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20]如此一来，一部在未来的新时期文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文学作品，从其当初诞生和传播的情形来看，其文学史价值反而被掩埋在了政治主潮中。

      至于权威党报《人民日报》，也加入到了对《班主任》的讨论中，这无疑扩大了《班主任》等伤痕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作为在20世纪70年代最为普及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台[21]，也将《班主任》改编成广播剧后播出，这就使得此作品借助电波，跨越纸质媒介的局限，覆盖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对此，刘心武说过：“《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映强烈……尤其是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编成广播剧播出后，影响就更大了。”[22]显然，《人民文学》、《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极其重要的传播媒介，用其自身所具有的非凡魅力，进一步扩放了《班主任》在传播过程中的效能，这样的传播恐怕也促成了刘心武的《班主任》获得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23]。在这样一系列的传播过程中，《班主任》的文学地位得到了巩固，这使得《班主任》更有机缘成为“文学事件”，自然也就为其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并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极大的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三，《班主任》借助《人民文学》这一媒介在传播的过程中，受众的积极回应，也对《班主任》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众作为传播的最终环节，其反响如何，将是衡量传播效能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尽管我们在对传播的实际考察中，很难一一调查清楚每个接受者的具体情况，但是，正所谓“借一斑而窥其全貌”，一部分受众的反映，自然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代表这一类受众的情感反应。《班主任》的受众反应，在此方面有着清晰的体现，那就是很多的读者来信。对此，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涂光群回忆说：“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出乎编辑部意料。据我所知，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二十几个省区。当然教育战线的来信最多了。也有不少中学生、青少年写信控诉‘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我印象最深的是贵州偏远山区某劳改所一个少年罪犯讲了他与宋宝琦类似的经历，沉痛控诉‘四人帮’‘杀人不见血’。而今读了《班主任》这一篇，他有幡然悔悟，重新起步之意。要而言之，《班主任》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和共振。刘心武小说触着了读者心灵深处的痛楚或惊醒了他们。”[24]刘心武也有过类似的表述：“《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响强烈，看到这篇作品的人纷纷给我来信。”[25] “作品虽然‘思想大于形象’,但也有读者向我表示,他们在阅读中感受到一种审美愉悦,如有个工厂的工人,打听到我家地址,找上门来,他手里拿着一本发表《班主任》的杂志,递给我看,他在那小说的很多文句下划了线、加了圈,他说那些地方让他感到很生动,比如小说里写到工人下班后,夜晚聚到电线杆底下打扑克,他就觉得那细节‘像条活鱼,看着过瘾’。”[26]《班主任》这方面的传播效果显然是由于契合了某些受众的心理。

      第四，刘心武的《班主任》能够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还与其在传播的过程中，那些拥有着相当话语权的读者的推崇有着一定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来是平等的，人的权力也是平等的，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话语权却不一定就可以画等号。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为什么说一些小人物“人轻言微”，而那些拥有着一定的专业知识、拥有着一定的社会权力的人，则会“一言九鼎”。其实，这种情形，对刘心武的《班主任》的传播过程来说，也可谓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此，刘心武曾不无感激地说过：“当时文学界一些影响很大的人物,像张光年不消说了,正是他拍板发出了《班主任》这篇作品,此外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朱寨等人都很快站出来支持。”[27]这些影响很大的人物，他们依据着多年来建立起来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的话语，对《班主任》倍加推崇，使其在传播的过程中，如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正是在这样一种风标的作用下，一些评论家开始了对《班主任》的阐释之旅。如青年批评家西来与蔡葵的《艺术家的责任与勇气》一文，借助《文学评论》这一具有权威性的媒介，对《班主任》进行了理直气壮的辩护：“有人说,《班主任》是‘问题小说’。问题小说有什么不好?既然问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它就必然要在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必然会有‘问题小说’，‘问题戏剧’等等。恩格斯曾给以写‘问题剧’而称著的易卜生以很高的评价，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刘心武的问题小说以肯定的评价。优秀的作家总是为它生活的时代写作的，他不能、也不应当回避现实生活中的迫切问题，优秀的作品，总要表现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才能够激动读者，产生社会影响。否则，这样的作家就会被忘记，这样的作品也就没有什么价值。因此，我们要提倡《班主任》这样的问题小说。”[28]与此同时，在同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刊发了著名评论家冯牧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希望作家、艺术家们都像刘心武那样勇敢地对待生活，勇敢地挖掘生活，不断扩大生活的视野，坚持创作从生活出发，坚持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塑造出真实的，不是千人一面的艺术形象来。”[29]如此一来，《班主任》便获得了那批当时的文学评论家的精英阶层的接纳和推崇，这就为《班主任》的传播在理论上廓清了所有的魔障。

      文学批评既对《班主任》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还使得《班主任》这一文本获得了无限增值的可能。对此，布迪厄说过：“评论家通过他们对一种艺术的思考直接促进了作品的生产，这种艺术本身也加入了对艺术的思考；评论家同时也通过对一种劳动的思考促进了作品的生产，这种劳动总是包含了艺术家针对其自身的一种劳动。”[30]《班主任》正是借助评论家的评论，价值和意义才获得了更为有力的呈现。此后，有关刘心武《班主任》的评论文章相继发表，作用也各不相同。这些评论文章主要有发表在《文学评论》1979年第5期上的《为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记〈班主任〉座谈会》，吴高福的《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评刘心武〈班主任〉等六篇短篇小说》[31]，郭文静、倪宗武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谈刘心武短篇小说中灵魂受扭曲的人物》[32]，还有中文系学生尤西林发表的《无产阶级启蒙的呼声——谈〈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形象》[33]等论文。

      当然，《班主任》在传播的过程中，也受到了一些人的诘难乃至攻击。但是，这样的诘难和攻击反而使《班主任》的传播获得了更大效能上的实现。对此，刘心武曾回忆说：“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写匿名信，不是写给我和编辑部，而是写给‘有关部门’，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解冻文学’(这在当时不是个好谥号，因为苏联作家爱伦堡曾发表过一部叫《解冻》的长篇小说，被认为是配合赫鲁晓夫搞‘反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政治路线的始作俑之作。‘伤痕文学’既然属于‘解冻文学’，自然就是鼓吹在中国搞‘修正主义’了，这罪名可大了)。”[34]不过，随着中国文艺界春天的到来，这些“倒春寒”已经无法阻挡住《班主任》这样的迎春花的盛开了，相反，这还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更多的受众因此而接受了《班主任》，使得它的传播效能获得了更大范围的实现。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刘心武及其短篇小说《班主任》则在传播的基础上，开始昂首挺进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不可绕开的一个重要环节。然而，这一时期的《班主任》不仅进入了文学史书写的历史化过程中了，而且还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关键词”。

      总的来说，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特定文本，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的实现过程，也就是文本得以传播的历史过程。尽管这样的传播在今天已经无法复制，但是，我们通过对其传播过程的深入考察，依然可以发现，文学作品只有走进大众，并被更多大众所接纳，才会真正地实现文本的社会价值，最大限度地实现文本的文学价值，进而才有可能被文学史所铭记。

——本节为著者和研究生田仁云合作撰写，原刊于《东方论坛》2014年第1期，后被“人大复印资料”《文学研究文摘》2014年第2期主体转摘。

李宗刚与2015届硕士研究生余琼（左1）、冯瑞琳（左2）、田仁云（左4）合影

注释：

[1]郑纳新：《伤痕——反思文学与当代历史书写》，《渤海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谢俊：《可疑的起点——〈班主任〉的考古学研究》，《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3]张琳：《从新闻学的视角探寻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盐城工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4] [美]詹宁斯·布赖恩特，苏珊·汤普森：《传播效果概论》，陆剑南等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8页。

[6]刘心武：《关于我和〈班主任〉的写作》，《中国图书评论》2000年第8期。

[7]刘心武：《〈班主任〉的前前后后》，《天涯》2008年第3期。

[8]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9] [美]威尔伯·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162页。

[10]武善增：《文学话语的畸变与覆灭》，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

[11]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12]崔道怡：《报春花开第一枝——张光年和〈班主任〉的发表》，1999年4月8日《文学报》。

[13]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14]张光年：《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人民文学》1985年第1期。

[15]有关张光年在《班主任》刊发过程中的作用，可以参阅崔道怡所写的《报春花开第一枝——张光年和〈班主任〉的发表》，见1999年4月8日《文学报》。

[16]段京肃：《传播学基础理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17]许志英、丁帆：《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18]《欢迎〈班主任〉这样的好作品》，《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

[19]李大猛：《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

[20]于世训：《激励我们战斗、前进》，《人民文学》1978年第2期。

[21]在中国的1970年代，人们的生活还是非常贫穷的，但是，广播作为一种传达国家声音的特殊通道，却是异常发达的，几乎所有的边远地区的村庄，都安装了喇叭，很多村庄还做到了每家每户都通广播，这就使得广播电台成为当时最为发达的大众传媒形式之一；与此同时，生产队或者县一级的广播站，便会定期播放来自中央电台的广播。

[22]刘心武：《我是刘心武：60年生活历程之回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23]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中，刘心武的《班主任》排在第一位。

[24]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

[25]刘心武：《我是刘心武：60年生活历程之回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1页。

[26]刘心武：《〈班主任〉的前前后后》，《天涯》2008年第3期。

[27]刘心武：《〈班主任〉的前前后后》，《天涯》2008年第3期。

[28]西来、蔡葵：《艺术家的勇气与责任》，《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29]冯牧：《打破精神枷锁，走上创作的康庄大道——在〈班主任〉座谈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78年第5期。

[30]布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刘晖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

[31]吴高福：《革命现实主义的胜利——评刘心武〈班主任〉等六篇短篇小说》，《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32]郭文静、倪宗武：《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谈刘心武短篇小说中灵魂受扭曲的人物》，《河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33]尤西林：《无产阶级启蒙的呼声——谈〈班主任〉中的谢惠敏形象》，《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34]刘心武：《关于小说〈班主任〉的回忆》，《百年潮》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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